郭英劍

　　在《中國科學報》近日刊發(fā)的一篇題為《如何挽救大學“發(fā)霉的課堂”？》(2025年9月23日第4版)的文章中，一位高校教師用自己的親身教學經(jīng)歷描述了當下的課堂現(xiàn)象——教師的聲音在課堂回蕩，而學生個個低頭不語，他們的目光不再投向黑板，而是閃爍在屏幕的反光里。

　　這就是當代大學課堂的普遍圖景。課堂不再是思想的競技場，而是信息噪聲的背景墻。學生低頭的動作，成了這一時代最具象征性的學習姿態(tài)。

　　“發(fā)霉”當然并非指空氣的潮濕，而是指教學活力的腐壞。教師講得疲憊，學生聽得無感；講臺與課桌之間的對話關系已經(jīng)被智能設備的光屏割裂。課堂上的每一次“低頭”，都意味著注意力的出走與靈魂的游離。

　　這一現(xiàn)象并非中國獨有，海外高校的課堂同樣被低頭現(xiàn)象困擾。美國教育學者厄內(nèi)斯特·扎拉在《幫助父母理解Z世代的心思與想法》中指出，Z世代學生更擅長與屏幕對話，而非與人交流，他們學習的姿態(tài)是低頭的，心智的姿態(tài)則是離開的。

　　這種全球性的“課堂沉默”現(xiàn)象，本質(zhì)上是一場注意力的流亡。當知識不再是稀缺資源，而信息成為無處不在的洪流，課堂便失去了存在的意義。

　　“低頭”的誘惑：技術如何取代專注

　　要理解“低頭族”的形成，必須正視技術的心理機制。智能手機不僅是通信工具，更是一種認知生態(tài)的重構力量，它重新定義了注意力的邊界。

　　事實是，人們的注意力持續(xù)時間正在連年下降，對沉浸于數(shù)字技術的年輕一代來說更是如此。美國心理學家格洛麗亞·馬克的研究表明，人們使用電子設備時的平均注意力持續(xù)時間已從2004年的約兩分半鐘驟降至如今的47秒，過去20年間下降幅度高達66%。

　　這種注意力持續(xù)時間的急劇縮短，對學生在課堂上的學習與信息記憶方式產(chǎn)生了深遠影響。美國心理學家、諾貝爾經(jīng)濟學獎得主赫伯特·西蒙數(shù)十年前就曾指出，信息過剩導致注意力匱乏。如今，源源不斷的數(shù)字刺激與各類通知爭奪著我們的注意力，使大腦逐漸適應了快速瀏覽和頻繁切換的模式，而非耐心專注的沉浸式學習。

　　必須指出的是，中外課堂的“低頭”具有共同的心理學基礎——即時滿足。智能設備提供的社交、娛樂、反饋機制遠比知識獲取更具刺激性。結果是，課堂被“算法的獎勵機制”擊敗。

　　國外一些高校已采取了干預措施。在2024年秋季學期，美國喬治·華盛頓大學的教師團隊針對所有大一榮譽課程推行全項目范圍的“無電子設備”政策。當然，該政策設有例外條款：既考慮有特殊需求的學生的合理安排，也允許教師在教學需要時要求學生使用電腦。

　　這種做法緣于2015年開始在美國興起的“數(shù)字排毒”運動，指的是有意識地遠離電子設備，以緩解屏幕過度使用并促進線下活動。這一實踐旨在應對日益增長的技術使用需求，同時減輕屏幕成癮對身心健康的影響。

　　這些做法的共識在于，專注不是天生的，而是被制度化保護的。

　　然而，在許多課堂中，專注是高度稀缺的。智能設備不僅改變了課堂的注意力分布，還重塑了課堂的倫理結構——教師不再是知識權威，而成了“與手機爭奪注意力的對手”。這種變化導致了課堂關系的“去人格化”。教師的激情講述，被閃爍的屏幕遮蔽；學生的沉默，不再緣于思考，而是逃避的表征。也有人認為，課堂之所以沉默，不僅是因為學生失語，更是因為知識失溫。低頭的背后，是冷漠；沉默的背后，是斷裂。

　　當教師不再與學生共同構建意義，而是機械地輸出信息，學習就淪為“信息的復制”。法國哲學家西蒙娜·薇依曾說：“注意力如果達到最高程度，就與祈禱是一樣的。它以信仰和愛為前提?！比缃?，這種信仰與愛的能力，正被手機一點點剝奪。

　　國外高校的反思：重建“注意力共同體”

　　在“低頭族”成為全球大學課堂普遍現(xiàn)象的當下，歐美多所高校已經(jīng)意識到這場“注意力危機”不僅是教學問題，更是教育倫理與心智生態(tài)的挑戰(zhàn)。經(jīng)歷了十余年的“數(shù)字入侵”，它們開始主動反思并嘗試重建課堂的“注意力”，重建一個能夠在技術時代中重新讓師生共同聚焦、共同思考的空間。

　　這些改革的共同邏輯是，設備不必被排斥，但專注必須被制度化保護；技術可以被使用，但心智不能被吞噬。

　　首先，許多高校正在選擇“禁機”，重新設定課堂邊界，為注意力創(chuàng)造“呼吸空間”。美國天普大學近日在一篇題為《這些教授表示，他們正參與一場日益壯大的運動，旨在禁止筆記本電腦進入課堂》的報道中提到，越來越多的教授開始在課堂上執(zhí)行“無筆記本電腦、無智能手機”規(guī)定，要求學生在進入教室前關閉設備或?qū)⑵浞湃胄盘柶帘未?，以恢復課堂的專注與交流。

　　報道稱，課堂上該校生物學教授喬迪·海伊的學生在紙質(zhì)筆記本上奮筆疾書。課堂上不見筆記本電腦，也無手機蹤影。沒有學生被屏幕遮擋面容。海伊表示，約一年半前他禁止學生使用電子設備，因為研究表明當筆記本電腦擺在面前時，學生往往容易分心，而將講座內(nèi)容提煉成手寫筆記反而能提升學習效果。

　　“最明顯的改變是學生更專注了。”在天普大學執(zhí)教逾12年的海伊說，“而且，他們參與課堂的積極性比以前高得多?！?/p>

　　報道說，海伊是眾多選擇禁止課堂使用筆記本電腦和手機的教授之一，僅為需要特殊安排的殘障學生保留例外。多位教授表示，他們作出此決定緣于目睹學生上課時專注于筆記本電腦。

　　可以說，課堂上電子設備的缺席讓人重新體會到了“當下”的意義。這似乎也可以表明，“禁機”并不是教育的倒退，而是一種為注意力創(chuàng)造空間的教學干預機制。

　　其次，不少高校開始讓技術為學習服務，而非取代學習。與“禁機”相對，這類高校選擇了“引導式技術整合”模式，承認設備存在的不可逆性，但通過教學設計讓其成為學習的助力。

　　美國哈佛大學醫(yī)學院鼓勵教師以教學目標為核心、以互動為導向整合數(shù)字工具。這并非“技術崇拜”，而是通過活動設計讓學生以學習為中心使用設備。這說明，技術不是問題，缺乏反思地使用技術才是問題。這些實驗說明，真正有效的策略并非“禁用”或“放任”，而是讓學生對技術使用擁有主動權——從“被使用”轉(zhuǎn)向“自主使用”。

　　最后，不少高校正在踐行從控制設備到重建心智的轉(zhuǎn)變。從禁機課堂到手寫筆記實驗，再到高校的數(shù)字自覺教育，一個明顯的趨勢正在形成：高校不再單純地“控制設備”，而是嘗試“重建心智”；不再把手機視作敵人，而是視作心智訓練的鏡子。

　　眾所周知，當代青年正深度沉浸于數(shù)字媒體之中。哈佛大學霍華德·加德納與華盛頓大學凱蒂·戴維斯兩位教授早在2013年出版的著作《應用程序的一代：當代青年如何在數(shù)字世界中探索身份認同、親密關系與想象力》(注：書名為本文作者譯)中，就將當代年輕人命名為“應用程序的一代”。在這部引人入勝的著作中，他們深入探討了“應用程序依賴”與“應用程序賦能”的本質(zhì)差異，以及這一代人的生活與數(shù)字時代前的生活有何不同。

　　在他們看來，技術不是毀掉教育的力量，而是暴露教育缺陷的鏡子。因此，當教師與學生共同學習如何與設備相處時，課堂就會重新成為一個思考人與技術關系的實驗場。

　　這些實踐，也向我們揭示了一個重要真相：禁機不是目的，專注才是目的；技術不是問題，心智才是問題。真正的教育，不在于讓學生遠離屏幕，而在于教他們?nèi)绾卧谄聊粫r代仍然保持心智的清醒與思想的溫度。

　　重建課堂的4個支點

　　為此，我提出重建課堂的4個支點：

　　第一，教師應成為“學習體驗的設計師”。在數(shù)字時代，教師應從“講授者”轉(zhuǎn)變?yōu)椤耙龑д摺薄栴}導向?qū)W習、翻轉(zhuǎn)課堂、項目學習等方法，都能讓學生重新成為學習的主體。

　　第二，學生要培養(yǎng)“數(shù)字自覺”。大學應將數(shù)字素養(yǎng)教育納入通識課程，教授學生控制注意力的能力，而非單純限制使用。

　　第三，學校需營造“注意力生態(tài)”。學校可通過設置“無設備課堂”、建立“專注時間計劃”等方式，形成制度化保護機制。規(guī)律性的“數(shù)字斷連期”可顯著提升認知持續(xù)性。

　　第四，社會需恢復對課堂的敬意。社會評價體系應重回教育本質(zhì)，不再將大學視為“職業(yè)中轉(zhuǎn)站”。教育是文化的根基，而非經(jīng)濟的附庸。

　　這些支點的共同方向是“重建人”。當教育重新以人文精神為中心，課堂的意義才會復蘇。低頭的問題不是技術問題，而是價值問題。技術只是鏡子，照出了我們教育理念的空洞。

　　在數(shù)字時代，“低頭”是一種姿態(tài)，也是一種命運。它代表了我們這一代人被屏幕吞噬的焦慮與無力。

　　但教育的使命，從來不是依附于時代，而是建構時代。課堂的意義，不在于傳遞知識，而在于喚醒思想。當教師重新點燃熱情，學生重新抬起頭，課堂才會重新成為“思想發(fā)生的現(xiàn)場”。

　　法國思想家莫里斯·梅洛-龐蒂曾說，真正的教育，是讓人重新看見世界。在數(shù)字時代的風暴中，我們也必須讓大學課堂重新成為讓人“抬頭”的地方：看見知識的重量，聆聽他人的聲音，以及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。

　　當課堂重新抬起頭，教育的靈魂也將隨之歸來。

　　(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全民閱讀教育研究院院長、外國語學院教授)

　　《中國科學報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