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新社北京10月12日電 題：回應“熊彼特之問”，如何將“中國經驗”升華為“中國理論”？

　　——專訪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

　　作者 韓禹

　　奧地利裔經濟學家熊彼特在《經濟分析史》中寫道，“在中國，我們確實發(fā)現有一套處理當時農業(yè)、商業(yè)與財政問題的高度發(fā)展的公共行政制度……但是沒有流傳下來對嚴格的經濟課題進行推理的著作，沒有可以稱得上我們所謂‘科學’著作的?！睂嵺`早熟而理論滯后的現象，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張曉晶在新著《中國經驗與中國經濟學》中稱之為“熊彼特之問”。

　　自主經濟學知識體系創(chuàng)建，不僅關涉中國經濟發(fā)展經驗自我總結與國際理論話語權斗爭，也是為世界作出更大知識貢獻的時代需要。張曉晶近日接受中新社“東西問”獨家專訪時指出，囿于西方經濟學話語權主導、理論總結起步較晚等因素，中國目前面臨經濟發(fā)展實踐成功而理論發(fā)展不足的問題。應有足夠自信，基于獨特的發(fā)展路徑廣泛吸納，將“中國經驗”升華為“中國理論”，為現代經濟學作出貢獻、為中國現代化作出貢獻。

　　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：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西方主流經濟學一向追求“科學化”。隨著博弈論、因果推斷等研究方法的發(fā)展，在您看來，如今的西方主流經濟學能否稱得上是一門科學？

　　張曉晶：科學有其自身的定義和范式。在社會科學里，經濟學相對于其他學科更像一門科學，因為它用了很多科學的方法，如假設推理、經驗實證、數理模型等。

　　為追求科學性，大量數學工具被用于解決經濟學難題，但由于數學工具自身局限，經濟學很大程度上只能處理“均衡問題”，如主流的DSGE模型(動態(tài)隨機一般均衡模型)，往往通過線性化方式求出均衡解、穩(wěn)態(tài)解等。但現實比模型更復雜，很多情況是非均衡、不穩(wěn)定甚至“爆發(fā)性”的。盡管非線性模型早就有人提出，但還未能進入主流，因為非線性更難處理。

　　除了技術工具限制，還有價值觀問題。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經濟波動來自于外生沖擊，否認資本主義體系有內在的不穩(wěn)定性，市場最終會自動達到均衡。與之相應的主流模型，用的數學方法就使得無論條件怎么變，最后結果都會收斂得到均衡解。均衡經濟學，及相關的線性化處理方法，忽略了時間與過程，取消了經濟體系變動的豐富性與復雜性，從而也在某種程度上取消了類似大蕭條與大危機出現的可能性。

　　其它諸如個體主義方法論、理性經濟人假說等也受到挑戰(zhàn)，西方主流經濟學離真正的科學還有差距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主流經濟學的弊端與盲點，對中國自主經濟學的開創(chuàng)有何啟示和教訓？

　　張曉晶：首先，西方主流經濟學不能完全代表現代經濟學，好像中國跟不上他的闡釋就落后了。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引領和主導、中國傳統(tǒng)經濟思想及西方非主流經濟學的營養(yǎng)，都是中國經濟學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援。中國擁有過去七十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取得的成就和經驗，完全可以對一些主流經濟學教條說“不”。

　　第二，中國發(fā)展經驗恰恰戳中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“痛點”。中國實現了在社會長期穩(wěn)定中推動經濟快速發(fā)展，而遵循西方經濟學教條的經濟體卻危機不斷，表明中國經驗及其蘊含的理論邏輯有不可替代的價值。中國的漸進式改革，強調改革、發(fā)展、穩(wěn)定的統(tǒng)一，完全有別于所謂“休克療法”和“華盛頓共識”；中國強調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、更好發(fā)揮政府作用，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對自由市場經濟的盲目崇拜有根本區(qū)別；中國的宏觀調控，基于經濟的異質性和不平衡性，利用好包括產業(yè)政策的結構性政策，而西方的“穩(wěn)定化政策”從來把結構性政策當作市場扭曲。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，時任摩根士丹利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·羅奇提出要“向中國學習宏觀調控”；如今產業(yè)政策成為西方發(fā)達經濟體再工業(yè)化的法寶。

　　第三，中國的發(fā)展經驗還在發(fā)展中。中國的經濟實踐，既不是為了迎合某個國外理論，也不是有意要與國外理論“對著干”，而是最終要解決中國的實際問題。其中一些實踐創(chuàng)新往往是特定發(fā)展階段的產物，要認識到這些做法“管用”的歷史局限性。應把這種特殊性與真正值得國際社會借鑒的一般性中國發(fā)展經驗區(qū)分開。如結構性政策，其有效性多以差異性、非均衡為前提。過于強調結構性政策不僅會人為地分割市場，還會導致政策的有偏性、歧視性，不利于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提升。當前強調建立統(tǒng)一大市場，更要注意結構性政策的適用范圍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一國經濟學之地位與其經濟實力有何關系？

　　張曉晶：一國經濟學的地位往往與其經濟實力相關。比如主流經濟理論及其依賴的經驗多來自發(fā)達經濟體，甚至主要來自美國。而主流的西方學術雜志也只對“主流問題”即發(fā)達經濟體的問題感興趣，對后發(fā)國家問題的興趣往往也只是主流問題的延伸而已。比如轉型經濟學就很難進入主流，因為發(fā)達經濟體不需要關于轉型的知識；時有關注，也是因為“轉型”會影響發(fā)達經濟體。

　　歷史上，中國儒家思想曾影響歐洲的重農學派，因為那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。今天，國際上中國問題研究也越來越多，究其根本，是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：經濟對世界產出的增量貢獻超過三分之一，扶貧對世界減貧事業(yè)的貢獻超過70%。中國經濟的國際影響擴大，其經濟問題也會逐步成為世界關注的問題。比如，中國脫貧經驗必將改寫發(fā)展經濟學，在互聯(lián)網、金融科技方面的發(fā)展，也會成為新一輪技術革命條件下后發(fā)趕超的范例，是可以寫入經濟學教科書的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經濟學理論與經濟發(fā)展現實密不可分，但為何創(chuàng)造增長奇跡的中國當下未能躋身主流經濟理論？

　　張曉晶：首先，一國的經濟成就和學術成就，尤其是經濟貢獻和理論貢獻，不是完全對等的。確實有經濟實力強、經濟學話語權相對薄弱的情況，比如當年的日本。

　　其次，中國的理論準備還有不足。中國經濟發(fā)展起步階段強調實用，沒有大量精力做理論建設。當時學界更多遵從蘇聯(lián)范式政治經濟學，對市場經濟缺乏解釋力；在現代經濟學面前，當時的中國還是小學生，沒有能力進行學理化總結。而對傳統(tǒng)的政治經濟學進行“改造”以適應社會現實的發(fā)展需要得有一個過程，這些就造成理論提煉滯后于偉大的社會實踐。

　　第三，總結中國經驗還缺乏自信。所謂主流是西方主流，擺脫西方話語權的主導不易。這使得我們在總結中國經驗、講述中國故事的時候，還缺乏自信。囿于西方主流話語，有時候我們會把創(chuàng)新和棱角抹去。

　　最后，中國的很多做法是前無古人的創(chuàng)舉。比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沒有設想過，蘇聯(lián)社會主義實踐沒有嘗試過，西方經濟學理論也解釋不了。這就需要中國自己將這樣的創(chuàng)舉升華為理論，形成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。顯然，這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任務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中國自主經濟學知識體系的構建，方向在何處？應當遵循的基本方法論是什么？

　　張曉晶：中國自主經濟學知識體系的構建，關鍵是“自主”。

　　其一，擺脫“西方中心論”是實現“自主”的前提。“言必稱希臘”，就等于是把經濟學自主權交給了別人。

　　其二，中國經驗的獨特價值是“自主”的底氣。如果說以前對于中國經驗的總結還缺乏自信并唯恐其與主流不一致，那么今天，這種“不一致”恰是中國經驗的價值。從科學發(fā)展的范式來講，只有新鮮的獨特經驗，為原有范式不能解釋的現象，才可能是理論進步的真正動力和源泉。

　　其三，開放體系是“自主”的命脈。自主并不意味著封閉，中國經濟學不能脫離現代經濟學發(fā)展潮流。中國發(fā)展獨立自主，但不會與世界脫鉤，學術發(fā)展也不能脫離世界潮流。中國經濟學的開放體系意味著，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、特別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為指導，基于中國的發(fā)展經驗、革命傳統(tǒng)和歷史基因，同時吸納西方經濟學所有重要的積極成果，加快構建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，為現代經濟學作出增量貢獻。

　　中新社記者：您在著作《中國經驗與中國經濟學》中回顧了中國的歷史基因，探討了中國現代化問題，這就將中國經濟學理論探索的語境大大擴展，置于文明古國遇見工業(yè)文明、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歷史過程中。您認為中國經濟學理論在這一過程中占什么位置、起什么作用？

　　張曉晶：中國最初引進經濟學是為了什么？從嚴復翻譯《原富》開始，中國人引進經濟學就是為了推進現代化。

　　一百多年來是中國現代化的探索歷程，也是中國經濟學走向現代化的過程。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建構，不僅僅是回應“熊彼特之問”，更是要解答時代之題、人民之題、世界之題，這個題目就是中國式現代化。

　　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征，更有中國的獨特性?？v觀歷史，中國式現代化是幾百年來人類現代化進程中的偉大創(chuàng)舉，其依憑的發(fā)展理念、遵循的發(fā)展路徑、形成的文明新形態(tài)，是對世界的貢獻。盡管這些并非經濟學能完全覆蓋，但經濟現代化是現代化的核心和基礎，對中國式現代化作出理論回應并提供指引，是中國經濟學人義不容辭的責任，也是我在書中說的中國經濟學的“歷史使命”。(完)

　　受訪者簡介：

　　張曉晶，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、研究員、博士生導師；國家金融與發(fā)展實驗室主任；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員；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成員；入選國家“萬人計劃”哲學社會科學領軍人才，文化名家暨“四個一批”人才。

　　領銜編制并發(fā)布年度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與季度宏觀杠桿率；長期從事宏觀經濟金融形勢跟蹤分析；參與、主持國家“十一五”至“十四五”規(guī)劃的研究與評估工作；主持中財辦重大委托課題及多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課題。

　　出版《符號經濟與實體經濟：金融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分析》、《中國經驗與中國經濟學》、《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》系列(合著)等著作。榮獲的獎項有：第十一屆、第十二屆“孫冶方經濟科學獎”、首屆“孫冶方金融創(chuàng)新獎”、第五屆“中國軟科學獎”和第六屆“張培剛發(fā)展經濟學獎”。